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召阎锡山进京。阎锡山见袁世凯时，被袁世凯的凶横之态吓得汗流浃背，跪拜于地。
1913年深秋，阎锡山走进北京总统府时，后背的冷汗已经顺着脊梁沟淌了下来。
这不是他第一次见袁世凯，但这一次不一样。几个月前，这位大总统刚刚用枪炮碾平了南方的“二次革命”，杀伐之气还没散尽。全国的军政大员都看明白了，袁世凯要收权。
辛亥之后各省冒出来的那些都督，一个个都得有个说法。湖北的张振武已经用性命做了示范——召进北京，街头枪决，罪名都懒得编圆。
阎锡山接到进京述职的电令时，在太原督军府里转了一整夜。他当时才三十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没几年，靠辛亥那场乱局在山西站稳了脚跟。根基太浅，手里那点晋军在北洋的虎狼之师面前，连塞牙缝都不够。
去，是拿命赌。不去，北洋的大炮赌都不用赌，直接就能轰平娘子关。
出发前他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派人给段祺瑞送了份厚礼。第二件，给袁克定的账上存了一笔钱。第三件，连总统府门口站岗的、端茶倒水的，都收到了阎某人递过来的红包。
这不是什么大手笔，但覆盖面够广。花出去的钱要带回一个消息：阎锡山这人，窝囊，抠门，守着山西那点煤矿就烧高香了，最大的理想是活着。
舆论铺完了，他才动身。
接见那天没有寒暄，没有让座，甚至没有声音。袁世凯穿一身大元帅服坐在那儿，脸上的线条像刀刻的，眼神像秤砣。屋子里的空气稠得像浆糊，阎锡山跨进门槛的一瞬间就感觉到了窒息。那是真实的生理反应，不是什么表演技巧。
沉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袁世凯在掂量面前这个年轻人，阎锡山也在掂量自己的命。
然后他跪了下去。不是单膝，是双膝着地，民国以后已经很少有人行这种大礼了。额头碰在冰凉的地砖上，磕出了声响。汗水不是一滴一滴冒的，是整片整片往外涌，蓝布长衫的后背很快就变了颜色。他跪在那里发抖，抖得没有任何章法，牙关都在打架。
袁世凯问了一句山西的事你能不能办。语气平淡，像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
阎锡山的回答被后来很多野史渲染得绘声绘色，但核心意思很简单——办不了。山西穷，民风刁，自己才能有限，请求辞职回老家种地。说这话的时候他始终没有抬头，声音从地砖缝里钻出来，细得几乎听不见。
袁世凯看着地上这团哆嗦的人形，心里的判断逐渐成型。他见过太多野心勃勃的地方军阀，有些人演谦卑演得比谁都像，但眼睛里压不住那股火。阎锡山眼睛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恐惧。纯粹的、原始的、求饶的恐惧。
一个被吓破了胆的年轻人，放在穷乡僻壤的山西，比派一个精兵悍将去更划算。至少他不会惹事，不会串联，不会在某天夜里突然通电反袁。
袁世凯放他走了。临出门时还对左右评价了一句，大意是这人胆子太小，翻不起浪。
阎锡山活着回到了太原。1914年，袁世凯下令裁撤各省都督，改设将军，山西也在裁撤之列。阎锡山二话不说，交权交得比谁都快。
1915年袁世凯搞帝制，他是最早一批上表劝进的地方大员，劝进表写得极其肉麻，把洪宪皇帝捧上了天。同僚们在背后骂他没骨气，他听见了，假装没听见。
这不是骨气的问题，是算术的问题。袁世凯手里握着三十万北洋精锐，南方那些通电独立的省份被挨个碾碎，连孙文都流亡去了日本。跟这种力量硬碰硬，骨头会碎成渣。阎锡山算的账很简单：活着才有资格谈以后。
1916年6月，袁世凯因尿毒症病亡。消息传到太原，阎锡山在书房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等到他推门出来，山西的整个政策方向开始转向。之前被压着的铁路计划重新启动，兵工厂的机器开始轰鸣，保境安民的旗帜打了出来。
他开始修同蒲铁路，用的是窄轨，外省的火车开不进来，山西的物资也轻易运不出去。这个设计很巧妙，进不来也出不去，就意味着谁也咬不动这块骨头。
从1913年那个汗流浃背的下午算起，阎锡山在山西经营了三十八年。三十八年里，外面换了多少任总统、总理，打了多少次内战，山西始终是他说了算。
很多年后他跟亲近的幕僚聊起袁世凯，承认自己这辈子真正畏惧的人只有一个。说这话的时候他靠在椅子上，语气很平静，不像在讲什么惊心动魄的往事，倒像在复盘一盘下了很久的棋。
那一跪确实窝囊，但窝囊里头有算计。袁世凯看见了一个唯唯诺诺的庸人，放走的却是一个能忍能熬的狠角色。
在1913年的北京，跪下去比站着更需要胆量。因为站着死很容易，砰一声就结束了。跪着活却要一天天熬，一年年忍，在屈辱里把牙齿咬碎往肚子里咽。阎锡山咽下去了，而且咽了整整三年，直到袁世凯咽气才吐出来。
这是一种极其冷峻的生存逻辑。乱世不讲道理，只讲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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