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出任大总统后,召阎锡山进京。阎锡山见袁世凯时,被袁世凯的凶横之态吓得汗流浃背,跪拜于地。
1913年深秋,阎锡山走进北京总统府时,后背的冷汗已经顺着脊梁沟淌了下来。
这不是他第一次见袁世凯,但这一次不一样。几个月前,这位大总统刚刚用枪炮碾平了南方的“二次革命”,杀伐之气还没散尽。全国的军政大员都看明白了,袁世凯要收权。
辛亥之后各省冒出来的那些都督,一个个都得有个说法。湖北的张振武已经用性命做了示范——召进北京,街头枪决,罪名都懒得编圆。
阎锡山接到进京述职的电令时,在太原督军府里转了一整夜。他当时才三十岁,日本士官学校毕业没几年,靠辛亥那场乱局在山西站稳了脚跟。根基太浅,手里那点晋军在北洋的虎狼之师面前,连塞牙缝都不够。
去,是拿命赌。不去,北洋的大炮赌都不用赌,直接就能轰平娘子关。
出发前他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派人给段祺瑞送了份厚礼。第二件,给袁克定的账上存了一笔钱。第三件,连总统府门口站岗的、端茶倒水的,都收到了阎某人递过来的红包。
这不是什么大手笔,但覆盖面够广。花出去的钱要带回一个消息:阎锡山这人,窝囊,抠门,守着山西那点煤矿就烧高香了,最大的理想是活着。
舆论铺完了,他才动身。
接见那天没有寒暄,没有让座,甚至没有声音。袁世凯穿一身大元帅服坐在那儿,脸上的线条像刀刻的,眼神像秤砣。屋子里的空气稠得像浆糊,阎锡山跨进门槛的一瞬间就感觉到了窒息。那是真实的生理反应,不是什么表演技巧。
沉默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袁世凯在掂量面前这个年轻人,阎锡山也在掂量自己的命。
然后他跪了下去。不是单膝,是双膝着地,民国以后已经很少有人行这种大礼了。额头碰在冰凉的地砖上,磕出了声响。汗水不是一滴一滴冒的,是整片整片往外涌,蓝布长衫的后背很快就变了颜色。他跪在那里发抖,抖得没有任何章法,牙关都在打架。
袁世凯问了一句山西的事你能不能办。语气平淡,像在问今天天气怎么样。
阎锡山的回答被后来很多野史渲染得绘声绘色,但核心意思很简单——办不了。山西穷,民风刁,自己才能有限,请求辞职回老家种地。说这话的时候他始终没有抬头,声音从地砖缝里钻出来,细得几乎听不见。
袁世凯看着地上这团哆嗦的人形,心里的判断逐渐成型。他见过太多野心勃勃的地方军阀,有些人演谦卑演得比谁都像,但眼睛里压不住那股火。阎锡山眼睛里什么都没有,只有恐惧。纯粹的、原始的、求饶的恐惧。
一个被吓破了胆的年轻人,放在穷乡僻壤的山西,比派一个精兵悍将去更划算。至少他不会惹事,不会串联,不会在某天夜里突然通电反袁。
袁世凯放他走了。临出门时还对左右评价了一句,大意是这人胆子太小,翻不起浪。
阎锡山活着回到了太原。1914年,袁世凯下令裁撤各省都督,改设将军,山西也在裁撤之列。阎锡山二话不说,交权交得比谁都快。
1915年袁世凯搞帝制,他是最早一批上表劝进的地方大员,劝进表写得极其肉麻,把洪宪皇帝捧上了天。同僚们在背后骂他没骨气,他听见了,假装没听见。
这不是骨气的问题,是算术的问题。袁世凯手里握着三十万北洋精锐,南方那些通电独立的省份被挨个碾碎,连孙文都流亡去了日本。跟这种力量硬碰硬,骨头会碎成渣。阎锡山算的账很简单:活着才有资格谈以后。
1916年6月,袁世凯因尿毒症病亡。消息传到太原,阎锡山在书房里待了整整一个下午。等到他推门出来,山西的整个政策方向开始转向。之前被压着的铁路计划重新启动,兵工厂的机器开始轰鸣,保境安民的旗帜打了出来。
他开始修同蒲铁路,用的是窄轨,外省的火车开不进来,山西的物资也轻易运不出去。这个设计很巧妙,进不来也出不去,就意味着谁也咬不动这块骨头。
从1913年那个汗流浃背的下午算起,阎锡山在山西经营了三十八年。三十八年里,外面换了多少任总统、总理,打了多少次内战,山西始终是他说了算。
很多年后他跟亲近的幕僚聊起袁世凯,承认自己这辈子真正畏惧的人只有一个。说这话的时候他靠在椅子上,语气很平静,不像在讲什么惊心动魄的往事,倒像在复盘一盘下了很久的棋。
那一跪确实窝囊,但窝囊里头有算计。袁世凯看见了一个唯唯诺诺的庸人,放走的却是一个能忍能熬的狠角色。
在1913年的北京,跪下去比站着更需要胆量。因为站着死很容易,砰一声就结束了。跪着活却要一天天熬,一年年忍,在屈辱里把牙齿咬碎往肚子里咽。阎锡山咽下去了,而且咽了整整三年,直到袁世凯咽气才吐出来。
这是一种极其冷峻的生存逻辑。乱世不讲道理,只讲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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