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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朝空前“大一统”的治理格局中，文治武功是维系边疆治理的重要手段。而“邸报”作为古代中央政府传递政令、朝政动态及重要消息的媒介工具，则是清朝用来巩固政权、维护“大一统”的一项文治举措。
清康熙末年，邸报逐步由北京传播至西藏，并且开始出现一系列涉藏事务内容，如驻藏大臣奏报、廓尔喀战争、金瓶掣签制度等重要信息，不但清晰呈现了清政府对西藏事务治理的脉络，而且让内地及时了解到西藏相关信息，创新推进了清朝治藏方略在全国一体化、公共性传播，最终形成了一条贯通中央与边疆的信息通道。
现在，当某些反华势力对中国涉藏问题表示“关切”、歪曲质疑中国政府对西藏治理的合法性时，邸报的存在堪称回应这一质疑、体现中国中央政府行使治藏主权的明证。
▲清代“邸报”封面。（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一）治理实证，邸报对涉藏事务的记载与传播
清代历经康雍乾三朝，终于平定准噶尔。这不仅进一步奠定了中国大一统治理格局，也成为重塑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关系的重要历史事件。
伴随着康熙末年“驱准保藏”（驱逐占据西藏的准噶尔势力，保卫西藏安定）军事行动的推进，清代有政府公报性质的邸报开始出现涉及西藏的内容。
雍正二年（1724年），四川松潘镇总兵周瑛在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中受到皇帝嘉奖，在谢恩折中有“臣于西藏接阅邸抄”的言语，这是目前所见邸报传播到西藏的最早证据。
成书于雍正初年的清代方志《藏纪概》，是最早成书的西藏地方志，其中抄录了邸报上刊载的康熙皇帝论地理水源文，较为详细地记载了西藏周边的山川地名，这说明，清朝在平定准噶尔后，有了认识边疆状况、实施行政管理、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需要。
▲清代西藏地方志《藏纪概》《录邸抄所载圣祖论地理水源文》原文。（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雍正五年（1727年）正式设立的驻藏大臣制度，开启了中央直接管理西藏的新阶段，也有效带动了邸报对涉藏事务的报道和传播。
驻藏大臣承担着“安辑藏政，抵御外侮”的重要使命，既是清政府治藏方略的执行人，也是邸报重要的信息来源和传播主体。
邸报中关于西藏的内容，主要由驻藏大臣奏折及皇帝朱批构成，进而形成了以驻藏大臣为中心，沟通清朝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中央部院及与其他行省之间的关系网络和传播网络，强化了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密切关系，维系并推动了清代权力体系在边疆的有效运转。
▲《平定准噶尔图》卷。（图片来源：中国国家博物馆）
（二）以报辅政，见证治藏方略演化的历史脉络
清代邸报在西藏的传播、发展与中央政府治藏政策演变相辅相成，对治藏方略的发展、运行进行了较为完整的动态记录。
邸报所载涉藏内容主要聚焦于两方面，一是对清朝平定阿尔布巴叛乱、珠尔默特那木札勒叛乱，抗击廓尔喀侵藏、英军侵藏以及川军入藏等重大事件进行了记述；二是涉及驻藏官员、西藏地方政府僧俗官员的任免奖惩、金瓶掣签制度执行、驻藏大臣校阅营伍、巡查边隘及尼泊尔纳表进贡等重要事项。
以“金瓶掣签”制度为例，清代邸报记录了驻藏大臣奏报的十三世达赖、九世班禅、第八世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等活佛转世、掣签及坐床信息，展示了这一宗教仪轨、历史定制的延续性与执行情况，表明金瓶掣签自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确立后，其运作、执行与传播已高度法治化与程序化，成为中央政府在西藏行使主权的重要载体。
▲邸报中对于金瓶掣签制度的记录。（图片来源：《申报》数据库影印资料）
此外，邸报对驻藏大臣及帮办大臣校阅营伍、巡查边隘、督促汉藏官兵每年春秋两季进行操演的奏折进行了常态化的报道。还对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主持川边改土归流，驻藏帮办大臣张荫棠、驻藏大臣联豫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主持西藏新政以及驻藏大臣体制变革进行了记录。
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和五十六年（1791年），廓尔喀（今尼泊尔）发动了两次侵藏战争。清廷取得战争胜利后，制定和颁行了，表明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直接统治和管辖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从乾隆朝开始直到光绪朝末年，邸报还对廓尔喀朝贡之事进行了持续报道。
清代邸报涉藏报道涵盖西藏重大军政事件、宗教事务及西藏与四川等各省的往来等内容，体现了中央治藏策略及演化过程，为清朝治理西藏举措的传播及内地人们了解边疆事务提供了重要渠道。
值得一提的是，以汉文书写的清代邸报也以译咨形式（翻译后以公文形式发出或转送）向藏族僧俗官员传达。邸报不仅成为皇权秩序在边疆的“象征”，也在构建和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治理体系中发挥了“以报辅政”作用。
▲八廓街上的清政府驻藏大臣衙门旧址陈列馆。（图片来源：新华社记者 丁增尼达摄）
（三）传播功效，提升治藏方略的能见度和关注度
邸报作为刊登皇帝动向、朝廷谕旨和大臣奏折的书册型媒体，内容与在官僚系统内部流转的文书完全一致，但在发行时间、内容构成及公开性、连续性等方面则有所变化。
▲光绪二十八年十一月的“邸抄”。（图片来源：国家图书馆收藏《邸抄》抄本）
从发行时间来说，邸报一般都晚于公文十天至一个月，其中的涉藏内容必须经过驻藏大臣具奏、军机处和中央部院衙门议复、皇帝批准等程序后方能进入传播流程。邸报内容具有权威性，程序具有规范性。
从编辑方面来看，清代邸报在首都北京统一编辑、出版，涉及西藏内容包括宫门抄、谕旨、奏折等，中央、行省与边疆信息并置同一版面，内容具有综合性特点。
邸报坚持每日发行，对边疆事务的传播则呈现出动态、公开的传播特点，阅读人群也从朝廷大臣、地方要员逐步放宽到面向全社会。
“夫圣人之言，公而无私；国家之事，亦公而无私”，这是清代报人对邸报特点和价值作出的判断。邸报将原本仅在官僚体系内部流转的官方文书，转化为一种定期、公开、面向全社会传播的媒介产品，从而实现了从“文书行政”到“信息治理”的升级。
▲驻藏大臣升泰奏报看视九世班禅坐床礼成折（西藏博物馆馆藏复制件）。（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清代邸报在西藏的传播也离不开交通及通信事业的发展。随着清代西藏驿传体系逐步发展，一条将边疆与内地联为一体，横跨直隶、山西、陕西和四川的庞大驿传网络得以形成。邸报从京城到西藏的长距离、跨区域传播，是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在成熟和巩固阶段的媒介传播体现。
光绪年间，电报进入中国后，邸报以更快的速度传播到了西藏。根据驻藏大臣有泰日记记载，他多次接收到由四川转来的电传邸报，有效提高了信息传递的速度与效率。
在中国新式报刊产生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邸报都是国内外新式报刊获知中国朝政信息的最主要渠道。借助《申报》等媒体的大量转载，国人对于涉藏信息的获取更加丰富、更加便捷。
▲《申报》全录光绪八年正月二十八《京报全录》（即邸报）内容。（图片来源：爱如生数据库）
在这一背景下，国内媒体依托邸报涉藏内容发表了大量时评和筹藏言论，对于国人了解清末西藏内忧外患的时局，唤醒国人救亡图存意识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在新政时期，驻藏大臣联豫以“爱国尚武开通民智”为宗旨，创办了新式官报《西藏白话报》。《西藏白话报》通过转载邸报相关内容，以及采访报道西藏新政和国内外信息，发挥了信息沟通和社会整合作用，形成了西藏信息传播体系在延续变革中与政治制度紧密结合的传统。
总的来看， 邸报对清朝治藏方略的报道加强了中央与边疆之间信息互动和联系，提升了西藏事务的社会能见度，推动了国人对于西藏事务的了解和认知，使“大一统”在行政沟通与信息传播层面得到了实质保障。因此，认识到清朝邸报对于涉藏内容的公共性传播及影响，不仅是系统梳理中央政府治藏方略的有效补充，也对实证中国对西藏的有效管理、巩固国家治理根基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价值。
（作者简介：袁爱中，西藏民族大学教授、科研处副处长；苏新、刘坤一，西藏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生。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清代邸报在西藏的传播与边疆治理研究”（22BXW118）；西藏民族大学研究生创新项目“清代用人制度的二元结构与书吏办报活动新探（Y2025122）”；“清代藏事碑与边疆叙事”（Y2026159 ）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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